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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侯马市曲沃县北赵村的晋侯墓地是山西商周原始瓷器出土数量 多、地点 集中的一处遗址。同时,遗址西部的曲村墓地也发现两件原始瓷器。这些原始瓷器精细,外观精美,从器物形制、工艺、胎釉特征上分析,与中原王朝的原始瓷器共性较多,但与南方同时期发现的器物有较大差别,很可能来自于王朝的赏赐或交流。商周时期,吴、越两国创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新成立后,随着考古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商周时期吴越地区青铜器的面貌和特点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若干着录于外文文献中具有吴越风格的青铜器进行了逐一介绍,并结合考古发掘进行了相关讨论。这些青铜器包括悬鼓环、三足壶和方卣,时代分属春秋晚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悬鼓环以人物雕塑为装饰,三足壶以吴越地区的陶器为原型,方卣则是对中原地区青铜方彝的模仿和改造。这些对于廓清吴越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整体面貌、探讨吴越地区商周青铜器的特点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中记载了古代粮食计量的方法,经验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结合此方法,可以对洛阳地区勘探发掘的战国、隋唐时期的仓储粮规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其中,战国粮仓发现74座粮窖,大约可储粟米2514万公斤,约合当时83.8万石;隋回洛仓有7余座窖,大约可储粟米2.72亿公斤,约合当时784.9万石;隋子罗仓记载共有6余座粮窖,大约可容48万石粮食,约合今1267.2万 .34万石,约合今1.亿公斤,几乎占据了 粮库储粮的一半,其仓窖数量应在4座以上;唐常平仓发现了 .84万公斤。对这些仓储粮量的研究,既可以加深对粮仓规模的认识,还可以对当时 的农业经济状况有比较直观的了解。本文通过出土的殷周"戈"族铜器铭文与甲骨文史料互证,结合传世文献,考证"戈"方国族氏始封于夏,姒姓,少康灭之,其后以国为氏;商周时期之"戈"地地望在今商丘与新郑之间。本文从近年来发掘出土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汴河)沉船的基本材料入手,着重论述了汴河沉船的结构特点、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比较了唐宋时期沉船的不同之处,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说明形成这种差异的社会原因。 列举了近年考古调查的沿线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先秦时期,墨学曾与儒学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汉以后,因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墨学逐渐没落。晚清,墨学复兴。五四时期,墨学更受思想家重视,思想界出现了研究墨学的热潮。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墨学救治时弊;以墨批儒;以墨学会通社会主义思想;发掘墨学中的科学成分。世纪9年代,在洛阳发现了明代饶阳县簿刘鼎和太吏目徐道两座纪年墓,基本保存完好,出土了墓志和三彩、青瓷等随葬器物,这是洛阳以往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很少见到的,对于研究明代吏情况和瓷器手工业有重要参考价值。世纪六七十年代洛阳出土的明代方城镇国太夫人赵氏墓、伊藩方城府镇国将朱典栉墓、辅国将朱褒墓等,墓室保存完好,随葬有墓志及陶俑、铅器等,对于研究明代伊藩家族世系及其墓葬形制特点等,都有重要意义。层位关系是考古层位学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概念,不同时期的考古学者对层位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也不相同。根据遗址堆积结构的分类特点,同一遗址内不同遗迹单位之间及同一遗迹单位内不同堆积单位之间的层位关系,可以总结和概括为叠压、打破、平列、依附、重合等,它们的定义、内涵及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基本数据的准确性是对考古报告的基本要求。王城岗大城的面积是推测出来的,使用"复原"一词不当。以古史记载中所见夏代积年的期限来判定哪座城址是禹都阳城,是个世纪性难题,目前尚未解决。对哈民忙哈遗址进行的第二次发掘共出房址29座、灰坑1座、墓葬3座以及环壕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角蚌器、玉器等1余件。此次发掘,发现了房屋木质结构痕迹,这是我国次发现并出史前时期的房顶梁架结构。房址内发现众多的人骨遗骸也是史前时期考古中所罕见。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叶家庙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近年来长江中游史前城址聚落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发现的文化遗存大致分为三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城垣兴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城外墓地的使用时间则从屈家岭文化早期延续至石家河文化早期。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考古文博学院对石家河古城三房湾遗址的东南低洼地带进行了勘探和发掘,证实该处存在城垣堆积,且走向明确。城垣的兴建年代不早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晚期已经废弃。此次工作,为认识石家河古城的结构以及聚落变迁了重要的。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张西湾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时代 晚、位置 偏东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城址。城垣大致兴建于石家河文化早期,至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可能已被废弃。此项发现为认识史前城址的发展过程、兴废动因及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进程等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