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诃利帝信仰自犍陀罗起源,经佛教化后始向外传播。大约4世纪小乘经《佛说鬼子母经》传入,8世纪初义净以律典的方式将完整的诃利帝神话引介,8世纪中期以后不空将密教化的诃利帝成就法译成汉文。这些译经对诃利帝信仰在当时的传播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尤其不空所译两部密典,由于其中记载了持诵此神之真言所获得的诸多现世成就,从而使这一信仰深入民间,其像式供养也由此流行。本文通过对不空所译两部诃利帝密典的解读,详细讨论了经典的意义和在这部经中诃利帝宗教功能的多样化,以及现存一些图像的归属。诃利帝在密教中,宗教功能从早期简单的求子和保护儿童,发展成求财、求愿、以至于求爱人求婚姻等。现存日本公布的诃利帝供养像都是密教的供养像,但分属两部不同密典所宣示的图像样式,同时四川南宋时期的石窟造像也属于密教造像。明末清初,由于战争的破坏,致使延续百年的苏州、嘉兴、徽州等江南一带士人书画鉴藏家群体走向衰落。而在北方,以孙承泽为 的士人们积极搜寻流落于市的故国文物,北方士人鉴藏家群体随之兴盛起来。孙承泽藏品丰富,鉴赏能力高,对清初北方鉴藏家有着范式的影响力,故士大夫们能突破不同身份的壁垒乐从之游,如王铎、周亮工、曹溶、梁清标、宋荦、王文荪等等。他们或各取所需互换藏品,或往来雅集借画赏画,或为彼此的藏品鉴定题跋,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书画交往圈。清初北方鉴藏家群体的兴盛,从清朝建国到乾隆初年,共历一百余年左右。乾隆初年, 大力搜求民间书画,致使私人手中藏品大多流进清内府,北方士人鉴藏家群体重又走进低谷。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中"高引又(有)"后面一字,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各家的看法颇有分歧。旧或释作"庆",或释作"麠"而读为"庆",或释作"麐"而没有解释说明,或释作"麐"又把它与"麟"相而读为彣,或释作"麐"而读为"灵",或释作"麐"而读为"庆"。从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来看,此字释作"庆"或读作"庆"已经成为目前 为流行、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意见。本文结合语音以及秦公大墓石磬铭文中的"高阳又(有) ,四方以鼏(宓)平"一句,认为应该读作"令",训作"善",它与"高阳又(有) "的" "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词。此外还讨论了与其相关的一些铭文内容。13年江苏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志意义重大,对确定隋炀帝的终葬时间等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始就备受学术界瞩目。发掘者先后公布了四种墓志释文,张学锋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等中日学者,对释文进行了补释与商榷,并在此基础上展了论述。本文在上述三家释文的基础上了进一步补正,认为:志文第二列"太岁"以下只能容纳五个字,应该是"戊寅三月十";第三列第六字为"杨","杨州"的写法在隋唐以前并不鲜见;第六列第二字应该是"异","永异"与"苍梧"之间应该断句;第七列应该是"贞观元年";第八列是"朔十□日";第九列"塟"后两字为"炀(帝)";第十一列第五两字可能是"吴州",北周至隋初时扬州曾称吴州。通过以上补正,整理出了新的墓志释文,希望为隋炀帝墓志的进一步释读及相关研究,基础性的参考。近年来在西藏阿里地区出土了一批汉晋时期的丝绸,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年代 早的丝织品,对于研究西藏西部的古代文化交流与互动了极为重要的。本文对这批丝绸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这些丝绸主要是经锦,其中一件的纹饰与新疆地区一些汉晋时期织锦图案相似,显然是通过新疆输入的来自中原内地的织物;同时也发现一部分纬锦,从其结构与装饰纹样来看,与新疆地区汉晋以来本地生产的绵线纬锦相同,为研究新疆地区的早期纬锦增加了新的。丝绸和其他共出器物表明,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并非独立于欧亚大陆之外、与丝绸之路毫无关联的一个区域,而是早在汉晋时期,已经汇入了丝绸之路交通网络,融入到宏观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了。八里岗遗址多人二次合葬墓M13共埋葬有约126人,死亡时间差在2年以上,其中至少5个个体分别来自三个母系血统,群体的继嗣系统应当是父系。随葬的138副猪下颌骨,来自长达4年以上的收藏。墓中所葬人骨来自所搜集的聚落中部分死者的尸骨,这样的墓葬应是聚落中施行合葬仪式的结果。清源遗址是乌江流域的一处重要遗址。通过对其商周遗存与其他时间、空间有密切的遗址比较分析可知,乌江流域的商周考古学文化遗存都应属于三峡地区的石地坝文化,同时其陶器又深受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和鄂西路家河文化的影响,其细石器又源于川西高原传统。2年和28年,对河南偃师市首阳山4座西晋墓进行了。其中1座为单室砖墓,其余为单室土洞墓,均带长斜坡墓道。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和铜钱等,以陶器为主。M1还出土"泰始二年"纪年漆片。其中3座墓的形制罕见,应为西晋帝陵陪葬墓,对于探索西晋帝陵的地望、陵区范围以及陪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精英"与"大众"属于传统分层社会的两个不同阶层,并在文化层面延伸出相应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成立初期,在阶级斗争观念下的"精英"与"大众"分层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存的局面被打破,甚至出现后者试图取消前者的倾向。作为 成立初期重要文化机构之一的博物馆,被纳入 自上而下的宣传教育体系,积极配合 建设需要,将教育宗旨表述为"为广大人民服务",宣示走"大众化"之路。而在实践中,因受博物馆内置"精英性"的牵绊,又不自觉地将"大众"视作政治教化对象,行"化大众"之实。如何辨证看待此时期博物馆教育宗旨表述与实践相背离的史实,是重新认知博物馆发展史上诸多困惑议题的关节点。吕师孟是南宋晚期的"吕氏事集团"的成员之一。身为被文天祥点名斥责过的南宋降臣,吕氏家族入元后的处境颇为尴尬,传世文献中的甚少。年出土于苏州的吕师孟墓志铭,完整记载了墓主的生平、宦迹及姻亲状况及其入元以后的发展轨迹,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墓志铭显示,吕师孟为吕文福而非吕文德之子。入元以后,吕师孟除了与南方故交继续交往外,还与北方的大僚和士人建立起新的关系。吕氏在文天祥的文集和墓志铭中的形象迥异,盖由文献性质和作者立场所决定。同时,该墓志铭记载了南宋驸马杨镇的家庭信息,亦不见于传世文献。墓志作者为宋元之际的诗人方回。该文不见于方回的传世文集,《全元文》也未曾收录,是一篇珍贵的佚文,也是研究方回交游状况的重要。作者试验了一套利用数码相机和计算机进行器物绘图的方法。其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不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能与传统的方法相衔接。这一套方法不难在考古工作中推广应用,还有利于今后数据库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