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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近年公布的石刻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和历史背景,对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藩镇诸州史的相关情况加以补正,希望能使《唐史考全编》更加完备。本文通过对《女史箴图》上的箴文与南梁《昭明文选》中的《女史箴》相互校刊,比较其异处的优劣正误,推测它们应是根据不同的传抄本所致。从唐人李善注《文选》以及宋人在摹绘《女史箴图》时于文字全抄《文选》可以得知,《文选》在出世以后便成为" "。不是《女史箴图》的抄写者敢挑战" ",而是它比《文选》更早。由此再次证明《女史箴图》非唐人摹仿。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1年对阔克苏西2号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了墓群中部的93座墓葬。这批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竖穴偏室墓和竖穴石室墓。出土了铜器、骨器、陶器、铁器和石器等遗物。从出土遗物和墓葬形制判断,墓葬的时代差距较大,分别属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塔城白杨河墓地的51座墓葬。墓葬的形制分为竖穴土坑墓、竖穴偏室墓、竖穴石棺墓等。多不见随葬品或仅有铁和羊骨,个别出土陶器、铜镜、木器等。年代大约相当于战国到汉代。其文化内涵与阿尔泰山南麓的同类墓葬有关,同天山东部和天山北麓乃至伊犁河谷的文化也有。1年的发掘21年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源县新源镇别斯托别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3座墓葬。墓葬的地表有卵石堆成的封堆,墓室为竖穴土坑。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骨器、铁器、金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并结合测年数据推测,别斯托别墓地的时代大致在西汉前后。由考古学文化分析可知,先商文化的主要来源当是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结合相关文献,这应与上甲微借师河伯伐有易氏有关。在文化面貌上,由于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和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存在明显的一致性,而这种文化面貌在陶寺文化中自成序列,因此可视为陶寺文化大举影响晋中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果,而这一文化现象正与文献记载的商始祖契始居晋南相符合。殷墟甲骨文记事刻辞中的" "字前人未曾论述,本文结合新出花东甲骨材料对甲骨文中的 、 、 字用法作了一番考察,认为它们实为一字异体,应释为"肇"之初文,含义上有"致送"一类意思;并强调了金文中"肇"字所从的" "并非是"启"字,"启"在殷商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中都是从"又"的,讹变成从"支"应是西周以后的事。大约在初唐晚期阶段,白釉蓝彩器作为陶瓷工艺的一个新品种,在巩义市黄冶窑始烧制。随后相当长一段历史进程中,白釉蓝彩器在工艺、烧成温度以及造型与装饰等方面都有明显进展,并逐渐成熟,形成自身独具的风格特点,成为我国代青花瓷,即"唐青花"。方城佛沟摩崖造像,是豫西南地区 重要的一处摩崖造像。从摩崖刻十二臂观音造像可知,这是河南除龙门石窟外仅见的一处唐代中晚期密宗摩崖造像,是研究密宗在中原的传播和密宗造像的宝贵。曹魏时期的薄葬是相对秦汉厚葬而言,薄葬与厚葬在考古遗存上各有具体的体现,曹魏通过对汉代地面标记性设施和祭祀性设施、地下居室性设施和随葬明器的简省,创了以薄葬为特征的新的丧葬模式,并影响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葬。本文据《魏书》、《北史》的相关史料及以往在大同城东出土的北魏常山王家族成员墓志,对新见北魏《城阳宣王墓志》"讳忠字仙德"之墓主人的拓跋宗室姓氏、在朝爵声望及其祖辈的历史功绩作了较为详尽的考释。于志文可资证史者,如其祖其父的爵、墓主本人的履历和结衔、"养疾于高柳"、"薨于外第"后皇帝的格外眷顾等,逐条加以考述。于志文可资补史者,如拓跋忠的卒岁享年及以此推知的生年卒地,拓跋忠司马妙玉的出身及拓跋宗室与南来司马氏的联姻,25年后司马氏北归代都平城祔葬的特例及其夫重葬的情况,拓跋忠"白登阳阿"葬地的确切位置以及此地时属京畿永固县的珍贵史料等,尤其予以关注。本文还将《拓跋忠墓志》的形制及书法与同期诸多墓志进行比对,指出:志作碑形志石为平城特有,而其书风则属于魏碑北邙体中以方笔为主的一类,既未脱尽北魏早期即平城时期铭刻书的遗风,又初具魏楷铭刻体的基本特征,堪称魏碑书迹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