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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后,清与法国于1885年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即《天津条约》。根据条约,中法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会勘了与越南的边界。 博物馆馆藏的桂越边界与粤越边界旧界碑就是此次勘界后中法共同竖立的。这些中越旧界碑见证了百年前的中法战争以及中法会勘广西、广东与越南边界等重大事和外交事件。《睡虎地秦墓竹简》、《奏谳书》记载的案例反映了秦汉时期循实断案的基本原则。循实断案是先秦和秦汉时期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神灵裁判是司法在疑难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形成优势证据,且案件必须裁判的情况下,才采取的一种审判方法。明代蒋乾的"山溪行旅图",纸本,设色,纵135厘米,横3厘米,河南博物院收藏。本文主要是对 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禹州新峰墓地发现的两座汉代画像砖墓的报道。禹州地区以往经科学发掘的汉代画像砖很少,见诸报道的几乎没有,此次所公布的画像砖为我们了 的研究汉代社会历史、风俗思想的图像,也填补了禹州这方面的空白。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 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 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 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化进程有着各自不同的演进道路,中原地区也不例外。由于史前中原社会缺乏 品的原料和技术, 阶层的成长因此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青铜冶铸技术的出现正适应了这一需求,对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原社会真正进入早期 的关键性的推动力量。实际上,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经为青铜冶铸技术的传入和本土化奠定了基础。二里头文化青铜冶铸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更是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内在需求。博物馆藏有一件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束腰爵。从形制分析,束腰爵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爵(ⅧT22∶6)比较类似,当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束腰爵的流至器底、尾至器底有明显的铸造披缝,而三足的外侧面顺着腹部自然延顺,在腹与足的连接处以及足部的外侧面,没有任何披缝的痕迹,足部外侧和内侧有明显的凸起分界线。这些现象表明,其铸型由2块外范、1块腹芯、1块底范、1块鋬部的活块芯构成。束腰爵三足外侧弧形凸起显着,可能是在外范上也了三足的型腔。X光片显示,束腰爵鋬上有四个规整的方孔,检测表明,四个方孔并没有在鋬的表面形成镂空。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泥芯头与外范之间存在缝隙,未形成镂空的方孔。方孔的作用一是镂空装饰,二是可作鋬部泥芯的工艺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件爵底部的外缘,与腹壁的分界处有一处凸起,可能是浇口的痕迹。俯身葬是殷商墓葬中一种正常的埋葬方式,但在西周时期却急剧减少,且分布地域较为集中,墓主身份亦较低。这种变化状况与商周文化的差异有关,应是王朝更替之后所导致的文化变迁的反映。从西周俯身葬的情况来看,殷遗民入周后在政治、经济和宗教观念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他们在逐渐放弃一些固有的礼俗。曹操墓出土牌铭"魏武王常所用",分别为戟、矛、、椎四种,由导从及长短,形成一套 简单的组合,执行"跸侍卫如常仪"的基本功能,属于天子仪卫。例如"交戟",只有皇帝才能使用。曹操生前获得享用天子仪卫的资格。这套仪具既体现了曹操的薄葬主张,同时也是墓主身份地位和墓葬等级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