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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是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其作品自然成为学者研究吴汝纶思想的重要参考。黄山书社于22年出版的《吴汝纶全集》,给学术界研究吴汝纶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本。然因载籍甚众,该书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阅读博物馆图书馆编《冒广生友朋书札》时,发现其中有吴汝纶应冒广生之请而撰写的一封回信。由于尺牍是吴汝纶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生平、交游、心态等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故本文首先通过对这封佚信中所涉及的人物进行考释,以明确此信的写作背景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其次结合萧穆、周星诒及吴汝纶等人书信,对信中的"蚊船亏累案"进行了补充疏证,以了解吴汝纶为解决此事而的各种努力。 依据信中的内容并结合相关史料,对这封信的文献价值进行评价,从而让人们既能领略吴汝纶的人格魅力,又能了解到他对冒广生的巨大影响。岭南画派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东画坛,岭南画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关于新旧艺术的论争,引发了关于传统画现代变革的思考和对西方绘画的认识,促进了画的变革与发展,也丰富和活跃了广东乃至 的艺术论坛,影响深远。世纪初广东画坛包括岭南画派在内的各种画学主张、艺术追求及艺术风格的与形成,都与民族危难、社会变迁、西风东渐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密切相关,由此发生的画的现代变革是广东画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选择。考察岭南画派绘画思想的生成要素和表征特点,将其重置于二十世纪初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对于探索画如何始现代变革的历史建构,以及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现代变革,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岭南画派的诞生、发展过程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画现代变革的历程。本文首先介绍了御窑遗址出土的明早期葫芦形窑和中晚期的馒头形窑,阐明御窑从使用葫芦形窑转变到使用馒头形窑的必然性。并结合出土迹象与文献,认为宣德至万历时期的御窑馒头形窑皆为前窄后宽式,万历中期以后变为前后等宽,变化的过程是在原地不断由窑尾向窑头推进。还推算出:明初有窑2座;宣德时期有窑58座,包括龙缸大窑32座,青窑6座,色窑、熿窑2座,宣德中期,将16座龙缸大窑改建成青窑;嘉靖、万历时期有龙缸大窑16座,熿窑及色窑2座,青窑44座。此外,对窑炉的分工也进行了考证,认为熿窑是烘烧低温釉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烘彩炉;色窑是烧制高温颜色釉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是烧造低温颜色釉的;风火窑是烧造半成品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是诸窑的总称。我国识香用香之风起源甚早。秦汉之前,所用之香以香草香木类为主,直接使用或直接焚烧以利用其香;秦汉以来,疆域扩大,凿通西域,香料之路繁荣,南方与西亚等地的外来香料被国人所喜爱,基于香料种类的扩大与变化,专用的香具也随之流行来。本文从王湾遗址第三期遗存入手,讨论了龙山时代晚期嵩山以西地区的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性质等问题。指出,嵩山以西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王湾三期文化"应属两类遗存。一类是以王湾遗址第三期和小潘沟龙山时代遗存为代表的三里桥文化,或为三里桥文化在洛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一类包括西吕庙等遗址的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承自本地的龙山时代中期遗存,应是嵩山以西地区的土着遗存。这一地区发现的三里桥文化遗存显示出,三里桥文化自西中条山以东的黄河谷地,向洛河以北、黄河以南、嵩山以西的冲积平原渗透的形势。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应对战时财政危机,达成"节约救国"和"节约建国"的诉求,国民在 推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节约运动。年1月,国民公布了经国民参政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节约运动计划大纲》,提出以节约运动增强抗战力量,并为现代 构建积蓄资本。战时节约运动以节约建国储蓄运动为中心,依托"四行二局"和各级储蓄机构以及党政系统,国民在运动中建立了一个从到地方、从都市到乡村、从国内到海外的节约储蓄网,向民间社会和海外广泛吸纳资金。作为一场全民动员运动,节约运动得到社会民众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并取得不小的经济成效。但由于国民难以控制国统区的物价膨胀,加之推行方式的不当,使节约运动未能发挥出应有的能量。《"猿骑"考——借助汉代画像的探索》一文列举了六幅汉代画像来证明汉代已有"马戏"或"戏马"表演,但作者列举的六幅画像没有一幅是"马戏"或"百戏"表演,这些画像或为麒麟,或为马但并非"马戏",亦与百戏表演无关。包括相关水系和给排水系统在内的城市用水系统是东周王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周王城郭城外和宫城外都有环绕一周的由河道与人工壕沟构成的城壕。而从瞿家屯遗址可以看出,东周王城城内应有完善的给排水系统,这对于正确认识东周王城的布局形态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深化东周王城的研究。通过探讨城市用水系统,不仅可以从中窥得东周王城的城市布局和规划理念,而且对现今的城市规划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必备的"编悬"乐器,被奉为"八音纲纪",也是清朝宫廷礼乐的重器。编钟专用于清宫礼乐规制的中和韶乐,是天地尊神和帝后皇权身份的象征。为此,清朝宫廷不惜重金、不计成本,大规模地铸造编钟,并根据各处坛庙、宫殿不同的场所和使用功能,在材质、规格、纹饰上进行了区分,有清一朝更有着历时性的变化。然而,一则由于编钟实物或流散四方或深藏禁宫,世人难以一睹真容;一则由于《律吕正义》及后编、《皇朝礼器图式》《钦定大清会典图》等清朝礼书存在着失载、误载之处,编钟究竟是如何具体使用的,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本文通过细致辨析现存编钟实物,并与清会典、造处档案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清宫编钟使用的真相,订补文献记载的不实之处。世纪的汉碑热潮与隶书勃兴历来被视为书法史上的重要现象。在此过程中,一些晚明书家在"倡明汉隶"的同时,对吴门中人的隶书观念展了批判,指出其存在"以魏充汉"的行为,这种看法在当代学界仍被沿用。事实上,在晚明诸家的语言逻辑中,"汉"与"魏"并非指代时间,而是指代某一类碑刻风格。"以魏充汉"的观点仅是时人在特定时代中,依据有限的见闻而产生的一种视觉感受,实则是将汉隶的整体面貌单一化与片面化,割裂了汉魏时期的碑刻书法史。